所以，善于作君主的人，只要谨慎地保持真性。百官就会得到治理，百姓就会真心归附，名声就会显赫于天下。

　　君主如果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么就可以统治民众了，五帝三皇治民时，不过能使臣下尽心竭力罢了。治民如果懂得不倚仗自己的技能、勇武、气力，诚实、守信，那就接近于为君之道了。为君者，应以平静处世，以道德教化民众，抓住治国的关键。这样，不论形体还是心性就会更加充实，耳目就会更加聪明；百官就会忠于职守，没有敢于。懈怠的；人人做好自己的事情，以维护自己的名声，使名实相符。这就可谓懂得了道。

　　明于人主之所执，权专而奸止

　　明君者，非偏见万物也，明于入主之所执也。有术之主者，非一自行之也，知百官之要也。知白官之要，故事省而国治也。

　　明于入主之所执，故权专而奸止。奸止则说者不来，而情谕矣；情者不饰，而事实见矣。此谓之至治。

　　至治之世，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，贤不肖各反其质，行其情不雕其素，蒙厚纯朴，以事其上。

　　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，易官则各当其任矣。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，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。此二者审，则无用之言不入于朝矣。

　　君服性命之情，去爱恶之心，用虚无为本，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。凡朝也者，相与召理义也，相与植法则也。

　　上服性命之情，则理义之士至矣，法则之用植矣；枉辟邪挠之人退矣，贪得伪诈之曹远矣。

　　故治天下之要，存乎除奸；除奸之要，存乎治官；治官之要，存乎治道；治道之要，存乎知性命。

　　厚而不博，敬守一事，正性是喜，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。尽能既成，四夷乃平；唯彼天符，不周而周。此神农之所以长，而尧舜之所以章也。

　　人主自智而愚人，自巧而拙人，若此则愚拙者请矣，巧智者诏矣。诏多则请者愈多矣，请者愈多，且无不请也。主虽巧智，未无不知也。以未无不知，应无不请，其道固穷。为人主而数穷于其下，将何以君人乎？穷而不知其穷，其患又将反以自多，是之谓重塞之主，无存国矣。

　　故有道之主，因而不为责而不诏，去想去意，静虚以待，不伐之言，不夺之事，督名审实，官使自司。

　　赵襄子之时，以任登为中牟令。上计言于襄子日：“中牟有士日胆胥己，请见之。”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。

　　相国日：“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？为中大夫若此其见也，非晋国之故。”

　　襄子日：“吾举登也，已耳而自之矣。登所举，吾又耳而目之，是耳目人终无已也。”遂不复问，而以为中大夫。

　　襄子何为任人，则贤者毕力。

　　人主之患，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，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。

　　绝江者托于船，致远者托于骥，霸王者托于贤。伊尹、吕尚、管夷吾、百里奚，此霸王者之船骥也。

　　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，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。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。

　　犹大匠之为宫室也，量小大而知材木矣，訾功大而知人数矣。

　　故小臣吕尚听，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，管夷吾、百里奚听，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。岂特骥远哉？

　　夫成王霸者固有人，亡国者亦有人。桀用羊辛，纣用恶耒，宋用缺唐，齐用苏秦，而天下知其亡。

　　非其人而欲有功，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，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。舜禹犹若困，而况俗主乎？

　　[译文]英明的君主，不是一定要知道万事万物，而是一定要了解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。

　　有心术的君主，不是什么事都要亲自去做，而是要知道管理百官的关键所在。知道了这一点，就能够省去许多烦琐事而国家却可实现大治。

　　知道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，就可以专权而奸邪止息。奸邪止息，则游说者不来，而真情也能及时知道了。真情不再被遮掩，事实也能显现了。这就叫做完美的政治。

　　政治完美的社会，民众不喜欢空话假话，不喜欢异道邪说。贤德的与不肖的都各自恢复其本来面目，依照真情从事，不伪装，敦厚纯朴，以侍君主。

　　这样，对灵巧的、拙笨的、愚蠢的、聪明的、勇敢的、怯懦的，就都可以根据他们的实况而变动他们的官职，变动官职，他们就能胜任所担负的职务了。由此，有职务的就要安于职守，不听他们的自我标榜；没有职务的就要责令他们从事具体工作，以检验他们的言辞。这两种情况都了如指掌，则无用之言就不能进入朝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