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整一个下午，二姐都在炼猪油、卤猪肝、卤猪肠，栗山岭的空气被熏得滴得下油来了。我一直想吐，但吐不出来，只得独自一人去床上躺着。难受啊，睁着眼睛闭着眼睛都能看见伯伯和几个叔叔喝护心血的样子，用哥哥的话说真他妈的像鬼吃人一样！

　　我翻了个身面对着墙，劝自己什么都不要去想，没想到所有的恶心都涌向心头：我记起了伸手到棺材里摸爷爷，记起了吊在枇杷树上的狗，记起了屠夫把尖刀捅进猪脖子里，还记起了伯伯叔叔喝护心血的神态。不敢睁着眼睛了，我赶快闭上，谁知一口酸水还是忍不住从嘴里冲了出来。

　　我病了，伯娘说是受了风寒，她端来水给我刮痧，很管用，躺了一会儿就不再恶心了。软软地出去坐到堂屋门槛上，我盯住杀猪的那个地方，地上还有血，已经变成黑色。眼前浮现出早上的情景，那只傻乎乎的猪欢快地甩动着尾巴，张着大嘴吃我提得高高的白菜叶。活蹦乱跳的一只猪啊！谁知眨眼就变成一块块肉了，这是我一直希望看到的场面，我无数次坐在田埂上就是这样咒它们的，做梦都没想到真正面对的时候我心里会那么难过。

　　真的很难过，猪活着让我难过，猪死了也让我难过，明年家里最好不要养猪了。依照我现在的心情，这一辈子都不想吃猪肉了，而且永远都不想再见到猪。

　　要过年了，栗山岭的女人都快乐地忙碌起来，我是从杀猪那天起就提前过年了，每天只用洗洗碗扫扫地，剩下的时间就坐在桌前烤火。晚上，我们早早地拿些红薯埋进滚烫的煤灰里，洗完脸脚后大家就围在桌前听二姐讲故事。这时，煤灰里的红薯开始发出香味，我们边吃红薯边听二姐讲故事，到睡觉的时候人晕晕的，说不出是肚子太饱还是真想睡觉了，那感觉真是幸福极了。

　　堂哥放假后很少出门，每天都去帮伯娘干些地里的活，见他下地我就扛把锄头兴高采烈地跟着去忙乎。说来真是奇怪，没有人硬逼着我反而爱劳动了，浑身就像有使不完的劲似的，堂哥惊讶地说看不出我有那么好的身手，伯伯说我将来一定是个种地的好把式。我没有跟着他们瞎说，心里清楚自己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，如果叫我像伯娘那样整天忙忙碌碌的，那我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了。

　　见我大冷天的居然忙得满头大汗，二姐说我家懒外勤吃里爬外，哥哥说我是一只专门拉野屎的哈巴狗。我真想骂他们，但骂什么呢？的确，我一帮外人做事就有劲，反过来做家里的事就想跑，我浑身是劲，但永远不会和家里人扭在一起。

　　我经常想，妈妈是不是在医院把我抱错了？怎么我一点儿都不像这个家里的人呢？想当初在昆明，每次看完电影回去后，大家都会议论一番，哥哥喜欢军人，只要提起这个话题他能说出一大堆英雄，外国的中国的都有。两个姐姐喜欢江姐那样的英雄，应该说有革命举动的女人她们都爱。而活在我心里的却是人人都恨的女特务，要不然就是身穿旗袍头发烫得卷卷的洋婆娘。我喜欢她们，只要电影上一出现她们的镜头就精神抖擞，更为神奇的是记性出奇差的我居然记得住她们说的话，还能在适当的时候说出来。我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呢？说不清，我也从来不敢向谁去打听，这种与众不同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坏蛋。

　　其实，我一直想当英雄，我曾经有过让“炮兵团”抓住的准备，还想象着到时候让自己像刘胡兰一样勇敢。萌发这个念头让我的情绪几天都处于悲壮之中，后来想到具体的细节我就很少去想刘胡兰了。当英雄，得经受住敌人的严刑拷打，我拿不准面对敌人的锄刀我会不会做出对不起人民的事，一个在妈妈棍棒底下都会叛变的人，经得住老虎凳的折腾吗？

　　我已经想好了，如果有人问我长大想当什么，我就说想当卖菜的，要不然就说当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，卖菜的也好卖票的也好，说到哪里都应该是劳动人民吧？

　　因为过年的缘故，伯娘像换了个人似的，说起话来声音响响的，她一会儿叫伯伯到镇上买盐，一会儿又叫伯伯到地里砍菜，就连堂哥都被她使得团团转。不时地，伯娘会到我家来看看，指指点点地教二姐做菜，看不顺眼的地方她就亲自动手。总之，所有人都围着伯娘转了，乐得她见谁都骂没出息的东西，要不然就亲昵地在你背上打一下或扭一把。

　　大年三十的头天晚上，我们围在桌前看二姐炸黄条，伯娘忽然叫我过去。我去到那边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炒瓜子的干燥香味，伯娘把一碗瓜子推到我面前，自己抓了几颗嗑着说：“四妹子，明日就是年三十了，你可不能像平日里那样疯说疯讲的，说了不吉利的话，屋里会倒运的知道啦？”